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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预计收购粮食8000亿斤******

2022年预计收购粮食8000亿斤

国内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

光明日报记者陈晨

　　1月11日，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2022年夏粮和早籼稻旺季收购圆满收官，秋粮旺季收购平稳有序，牢牢守住了“种粮卖得出”的底线，预计全年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8000亿斤左右，与近年来平均水平相当。

　　“2022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政治责任，在国际粮价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国内粮食市场保持总体平稳，着力强化‘产购储加销’协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储备实力进一步增强，应急救灾物资保障及时有力，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丛亮在11日召开的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议上表示。

　　秋粮收购总体平稳有序

　　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当前，秋粮收购处于高峰期，秋粮收购进展总体平稳有序。截至2023年1月5日，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粮2324亿斤，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中晚籼稻499亿斤、粳稻632亿斤、玉米1152亿斤、大豆40亿斤。从区域看，目前南方中晚籼稻旺季收购进入收尾阶段，收购进度已过九成；东北、华北正集中上量，东北粳稻收购进度近八成、玉米超四成；华北地区玉米收购进度超四成。

　　与此同时，秋粮收购呈现购销较为活跃的特点。秋粮上市后，加工企业加快备货补库，储备企业轮换工作有序启动，贸易企业择机入市收购，市场收购活跃度较高。市场行情较好，从价格看，主产区中晚籼稻、粳稻收购均价同比每斤均提高3分钱左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主产区玉米收购均价同比提高1毛钱以上，农民普遍反映收益不错。政策托底作用有效发挥，为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国家有关部门先后批复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黑龙江五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共安排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790多个、仓容560多亿斤，完全能满足收购需要。截至目前，五省已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180多亿斤。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2022年，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粮食收购统筹组织，指导各地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扎实做好仓容准备、资金筹措、运力协调、督导检查等各项工作，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粮食收购，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促进粮食高效流通、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食产后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去年秋收，我把家里的5万多斤玉米都运到县里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了，自己啥也不用管，不用再犯愁找地方晒粮食、存粮食了！”山东省嘉祥县梁宝寺镇韩集村种粮大户老潘告诉记者，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提供清理、烘干、储存、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让他倍感省心。

　　2017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启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支持整合粮食流通领域现有资源，在全国产粮大县建设一批专业化、经营性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为农民粮食产后提供清理、烘干、收储、加工、销售等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500多家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基本实现全国产粮大县粮食产后服务全覆盖的目标任务。2022年，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积极发挥为农服务作用，粮食产后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市场议价能力持续增强，粮食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减损降耗成效日益显现。

　　放眼各地，2022年，安徽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清理、干燥粮食343万吨，带动农民增收近2亿元，减少粮食损失7.6万吨；四川清理、烘干粮食110万吨，节粮减损约3.7万吨，实现农民增收1.1亿元；湖北出台了《粮食烘干能力提升行动方案》，有效促进企业烘干设施提档升级。

　　“2022年，各地安排财政资金176亿元，支持‘十四五’期间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印发粮食节约减损指导意见，依托产后服务中心助农减损增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今年要加强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严肃查处涉粮涉储违法违规案件，大力推进粮食监管信息化，扎实推进优质粮食工程，深入落实粮食节约行动，制修订节粮减损系列标准，坚决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把粮食市场保供稳价摆在突出位置

　　随着春节临近，粮油消费将进入旺季。为确保重大节日和重要时段粮油市场平稳运行，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联合印发通知，安排做好2023年“两节”“两会”期间粮油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指导各地加强粮源调度，深化产销合作，统筹做好加工、储运、配送等各环节工作，切实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更好满足广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14亿人到点开饭的底气，离不开粮食市场保供稳价。2022年，国家有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粮食市场保供稳价摆在突出位置，坚持精准调控，细化政策措施，国内粮食市场始终保持供应较为充足、运行总体平稳的良好态势。

　　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市场监测预警，紧盯重点地区、重点品种、重点时段，随时掌握市场动态变化，及时妥善应对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二是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定期发布粮食收购进度、市场价格等数据信息，适时通报粮食市场运行情况，稳定市场预期，指导各类市场主体有序开展粮食购销活动。三是坚持常年常时在国家粮食交易平台投放政策性粮食，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和调控需要，灵活调整投放品种、数量、时机和节奏，有效保障市场供应。四是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合理把握政府储备轮换时机、节奏和力度，充分发挥吞吐调节作用。

　　“2023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继续全力做好保供稳价，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加强风险预判和战略预置，制定多场景的应对预案，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做好监测预警、形势分析和储备吞吐、预期引导等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策、行动有力，保持粮食市场平稳，服务能源资源保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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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摄

　　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摄

　　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摄

　　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摄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